米乐天气转暖，阳光明媚。进入5月，成双结对的年轻人开始忙碌起来了——谈婚论嫁，为自己步入婚姻殿堂作准备，对对新人开始挖空心思，谋划着一场场刻骨铭心的婚礼。

　　婚庆市场也由此开始火热起来。不过，对于大多数的新人来说，首次操办婚姻大事，婚庆行业对他们来说显得新奇又陌生。近日，本报记者踏察这一行业，为新人们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孙媛小两口从大学就开始谈恋爱，如今感情终于修成正果。两人和家人一商量，准备把婚礼办了。但是，一打听价格，小两口只总结出5个字，“太不合理了！”

　　孙媛订酒店的时候，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宴会厅的大屏幕可以用来播放新人的录像或者PPT，但是要交钱。虽然该宴会厅当天上午只举办他们一场婚礼，需要屏幕的时间总共也就一个多小时，结果酒店要价2000元，还是一口价，不能讲。更有甚者，孙媛之后去的另一家酒店，大屏幕费用竟然直接要到了8000元的高价。

　　“这不是漫天要价吗！我家三口人，一个月电费才在100元左右。这酒店的大屏幕用一个小时，电费加上折旧费，怎么算也不该这么高。”孙媛实在是不能理解。

　　酒店的大屏幕使用价格昂贵，也可以由婚庆公司在现场临时搭建架子和幕布做背景，但价格同样不菲，也要2000元米乐。

　　比如“跟妆”。跟妆是在婚礼当天，化妆师跟随新娘提供妆面造型服务。化妆师主要的工作是给新娘化妆，并且帮新娘换衣服。

　　记者在长春市二道区某婚庆公司办公室内，遇到了为找到适宜的酒店和婚庆公司，跑了大半个长春市的准新郎小汪。

　　小汪正在与工作人员商量请化妆师“跟妆”的事。“跟妆一上午最低1500元。”工作人员一边说着，一边从电子屏幕上调出价目表。在小汪好生一顿讲价后，达成共识——“内部价”1300元。

　　虽然小汪的未来媳妇当天要换3套衣服，但是这3套衣服也都是另买另租。一上午光是帮新娘化妆、穿衣服就要1300元，小汪很无奈：“这价格已经是我遇到最低的了，之前几家的价格都在2000元左右。”

　　记者走进了长春市桂林路某影楼，一打听，“跟妆”的价格比婚庆公司还要贵，3000元一次。当记者询问具体用到什么牌子的化妆品时，对方回答：化妆师是根据新娘具体情况使用的。

　　在记者扮演顾客向婚庆公司咨询的时候，被强烈推荐了一种新的服务——“快剪”。所谓的“快剪”跟理发毫无关系，而是在婚礼当天，将婚宴前拍摄的接亲、敬茶等画面快速剪辑，在婚礼现场播放。一条视频不到10分钟，一口价800元。

　　在记者拒绝了“快剪”后，又被推荐了一种“吊车服务”——就是租一辆吊车挂鞭炮，根据鞭炮挂数的不同，价格500元至1000元不等。

　　婚庆产业涉及到相关的几十大类品种的产品，如服装、摄影器材、餐饮、旅游、珠宝、礼品、服务等等。相关的费用就会囊括主持费、车队费、鲜花费、置装费、摄影费、宴席费……婚庆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多数时候，这种购买和需求都是一次性的，消费者的没有经验与“好事好办”的慷慨与重视，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盲目消费。

　　比如婚礼主持人的选用，从职业婚礼司仪到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主持一场婚礼的价格从几百、几千到上万元，上不封顶。而价格的衡量标准也很模糊，名气、经验、幽默感……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只知道，价格越高的越好，但是这位素未谋面的主持人是否值得我们付出上千上万元请他主持，就全看推荐人怎么说了。

　　项目繁多、眼花缭乱，记者所见所闻尚不足以得窥全貌。办一次婚礼，到底有多麻烦？婚庆的“水”有多“深”？

　　4月末刚举行完婚礼的王蕊并无喜色，她对记者说：“我现在挺后悔的，办婚礼不如去旅行了。”

　　婚礼前一天彩排的时候，王蕊就发现，说好的粉色幕布竟然变成了橘黄色。婚庆公司工作人员用一句“喷绘机器不一样，有色差”就给打发了。不想在大喜的日子起争执，王蕊也只好“将就了”。

　　第二天接亲的车队到了，新娘王蕊却没找到自己的“头车”。寓意“白马王子”的那辆“白色的宝马”在哪？老公小声告诉她，婚庆公司说原定的车临时出了问题，最前面那辆黑色的就是“头车”。虽然临场“白马”变了“黑马”，也得赶紧欢天喜地地上车了。

　　婚宴上，花了六七百元订制的多层结婚蛋糕煞是壮观喜人，小孩子们吵着要吃，但待到仪式结束，蛋糕竟然不翼而飞！到后厨去问，从服务员那里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已经被我们吃了”。后厨人员理直气壮地表示，结婚蛋糕按惯例一直由他们“处理”，态度还颇为不屑，似乎找蛋糕的行为很没品位、很小气、很不应该。

　　回到家中，观看婚礼摄影的时候，夫妻俩又窝心了。新郎父亲讲话的时候摄影师的镜头晃动不停，没有做任何的剪辑或其他处理。

　　夫妻俩去找婚庆公司理论，却发现出的这些问题都在“合同外”。比如合同上只写了多大的幕布、租几辆什么牌子的车，却没标注具体什么颜色；蛋糕由婚庆公司布置到台上，之后的事情似乎和他们也毫无关系；摄影师并不是他们的员工，视频不满意，也与婚庆公司无关。

　　售后服务？违约索赔？这些消费行为中的基本保障，王蕊在接连经历了幕布的“差强人意”、车辆的“偷天换日”、蛋糕的“不翼而飞”以及摄影的“马马虎虎”后，竟都不能享有。

　　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东西，由于签订合同时的信息不对等，以及某些婚庆公司“打马虎眼”，在签订的服务合同里，并没有明确责任，甚至只有口头协议，到真章的时候全无用处。

　　而记者走访的长春市多家婚庆公司，竟然没有一家拥有自己的摄影师和主持人。婚庆公司普遍表示，养完整的团队需要很高的成本，因此他们跟摄影团队以及一些婚庆主持人有合作关系，根据新人能够接受的价位，来选择提供相应的服务。

　　婚庆产业链中的大小公司基本都是合作关系，形成基本的联盟模式。当记者问道一旦不满意，是否有售后保障时，答案基本是这样的——“我们请来的人都是专业的，很少有不满意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帮忙沟通解决。”

　　在这种服务标准模糊的情况下，新人们普遍不愿意在大喜的日子里“闹不痛快”。这种不约而同的宽容，潜移默化地助长着婚庆行业“浑水摸鱼”的风气。

　　长春市宽城区某酒店的工作人员跟记者介绍，长春市婚宴的价格大体分为三个档：1500元以下一桌属于“低档”，1500-3000元区间的属于“中档”，3000元以上一桌属于“高档”。

　　但选择举办婚礼的场地可不仅仅是看宴席的价格，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在酒店举办婚礼还要收“场地费”，并且这还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举办婚宴场地费2000元，如果用与我们酒店合作的婚庆公司，就免除这个费用。”长春市某酒店的工作人员这样介绍道。

　　在产业链中，上下游合作会带来成倍的效率与效益，对消费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得到物美价廉商品的机会。但像这种指定消费者去购买其他服务，否则就要承担更大消费成本的行为，是正常的“联合促销”，还是“强行搭售”呢？

　　记者采访了几位酒店的工作人员，他们表示，所谓的“场地费”，其实主要包括了婚宴酒席清洁的费用，还有水、电等能源的消耗。一位员工偷偷告诉记者，这些费用加起来也就几百元。而“场地费”的价位以几千元居多。正常在饭店用餐，这些清洁服务以及水电的消耗都是包含在用餐消费中的，这其中重复收取的费用占“场地费”的几成，而作为额外收取的“场地费”又有多大水分可想而知。

　　“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并不便宜的“场地费”的压力下，消费者向酒店妥协米乐，购买了合作公司的婚庆服务米乐。婚庆公司则会向酒店提供份额不等的回扣，降低了婚庆公司的利润，于是把价格提高，最后这笔钱还会让消费者以其他形式“自掏腰包”。

　　反之亦然，婚庆公司也有办法逆向“反哺”。婚庆公司在与消费者协商时，也会推荐合作的酒店，甚至在问清楚需求价位和大致地点后，有目标地只推荐区域内的一两家酒店，主要的理由有两点——免除“场地费”和保障婚礼布置，让消费者产生了非其不可的印象。

　　但没能建立起这种合作关系的婚庆公司怎么办呢？某小型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这样跟记者介绍“如果您选择的酒店‘场地费’在5000元以上，我们会帮助您分担一半。”显然这种分区段与消费者共同分担的方式，是在行业不公平竞争的态势下，对挽回部分中高端客户群的一种尝试。

　　最后，酒店和婚庆公司这对利益共同体一起分享着更多的客户资源和更高的收益；小型婚庆公司越发难以生存；合作与消费模式更加难以打破；消费者被强制消费。

　　早在2012年，针对不合理的“婚宴场地费”等问题，媒体与长春市消协曾联合发声，但这种或明目张胆的强买强卖，或私底下的合作抬价，竟然在如今的婚庆市场中，仍是习以为常的事儿。